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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【识局焦点】上海“蚁族”新一季  

2014-08-15 17:32:48|  分类: 中国教育现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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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:


一个7平米的狭小的空间里,一张吱吱嘎嘎的床,一个密不透风的无窗房间,一台电风扇,构成了这个所租的房子的全部(要知道,2006年时这个房子租金也要1000块钱)。夏天早晨起床时,席子上留下了老顽童整个人影——汗水湿透了整个席子。这个时候,抢卫生间大战又开始了,一群金融、IT、甚至公务员都排着队等着洗漱。偌大的160多平方的一套房子里隔成了很多间,租住了20多人,却只有一个卫生间和洗漱间。但是,当大家狼狈地洗完脸出了小区大门时,一个个西装革履、人模人样,谁也不会想到,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中路的一个高档小区里,会发生刚才的故事。然而,若干年后,当我们想起当年的生活,唏嘘之时,还有快乐。那是我们曾经奋斗的青春,而它再也回不去了。剩下那个租住的房间,早已物是人非,有的依然是一批批新的年轻面孔。


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毕业季,谨以此专题,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!


【识局焦点】上海“蚁族”新一季 - 识局智库 - 识局智库的博客

 



5月的最后几天,上海突然进入“炎热模式”。在从莘庄出发的地铁上,两名女生和一名男同学正聊得热火朝天。


莘庄位于上海西南的闵行区,属于外环,不少初来上海的年轻人会选择在此居住。比起市区,莘庄房租便宜,交通也算便利。


三个学生正热烈地谈论租房经历。一个女生说:“小丁刚来电话说她们看的房子不好,太旧,里面什么都没有,走到地铁站20分钟,我觉得咱们刚才看 的还行。”另一个女生回应:“对,这个房子有两个卧室,你说咱俩选哪间?”“进门第一间,有阳台,我还能养两盆花。”男生微笑地听着,插不上话,他是陪两 位女同学来看房的。


他们三人是上海某大学2014年应届毕业生,四个女生决定合租一套房。地铁到站,三人下车,迅速融进人群。


2014年夏天,727万大学生迎来了舆论所称的“更难就业季”。


哪里有求职公寓


晚上九点,王林回到宿舍。“我晚上在做家教,不方便接电话,现在可以了。”约了几次采访,她都很忙。白天在上海松江新桥小学见习,下午四点下班;匆匆吃过饭,坐公交转地铁,去做家教;八点结束,再坐地铁回到上海师范大学的宿舍。


“已经签好‘四联单’了,就是现在见习的松江新桥小学,当语文老师。”工作有着落的她心定了许多,这是她应聘第三份工作。


王林来自广西农村,2010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。“大一大二时,打死也不想当老师”,大三曾想过考研,可考虑到自己的家境,想到助学贷款,还是放弃了。


“我特别想有一份工作,想自己独立。大四学校安排去小学实习,那段时间,一想到未来要面对几十个小学生,还要面对家长,就觉得很累。”王林说。


大四下学期,王林第一次撇开自己的专业,选择去一家公司实习,只一两天,她就发现好多事情自己都无法上手,而且经常加班,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令她非常不适应。于是她放弃了进公司的念头,又开始寻找合适的教师岗位。


“在上海只有松江、奉贤、金山区的小学招外省户籍的老师。”她告诉本刊记者。后来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,九亭小学。学校只招一名老师,同去面试的 人中有一位研究生,最后被录取了。第二份工作是一所私立小学,她递交了简历却没收到回信,“私立学校往往喜欢招收有一到两年工作经验的老师。”王林自己分 析说。


松江新桥小学是第三个机会,参加面试,试讲通过,签就业协议,又获得参加事业编制考试的资格。“我已经拿到事业编制,但按照目前上海市的打分政策,本科毕业不能落户。”说到这里,王林有点沮丧。


更令她不安的是工作以后的居住问题。八月她就要正式上班了,松江区新桥镇离市区远,早上需要七点半到校,所以她必须找个离学校近的住处。松江区教师公寓早已满员,她递交了申请,还没得到确切的回复。


她也想过租房,打听下来,月租2000元只能租到一间只能放一张床的房子,房租付三押一,加上中介费,首次要拿出一万元;她更想合租,但找不到合租对象。“新桥镇的小区不多,如果有专门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住宿的求职公寓就好了。”


求职旅社几乎全满


从上海南站地铁站出来,步行五分钟,就有一家王林所说的那种专门为大学生求职提供住宿的旅社,名为“职达求职旅社”,据说这是国内第一家、也是规模最大的大学生求职连锁旅社。


本刊记者拿着手机导航寻找这家旅社,手机显示就在附近,可怎么也找不到。马路上车很少,路边一座三层楼房被围起来,正在施工,旁边是一家加油站。从围栏和加油站中间的小路走进去,有一座两层楼房,外墙蓝黄相间。二层楼的右侧墙面上,旅社的名字隐约可见。


正门外面,一张A4纸写着“通知”:因内部装修,即日起暂停营业,落款时间是2014年4月1日。“没有停业,还有很多人在里面住呢,过段时间就要开始装修了。”旅社保安说。


旅社共两层,一楼和二楼东侧是男生区,二楼西侧为女生区。共24间房,每间5张上下铺,可住10人,约40平方米。有独立卫生间、淋浴房,热水限时免费。一楼西侧有两台投币洗衣机。


旅社的杨店长向本刊记者介绍,每年春节过后,3月直到6月都是住宿旺季,每天有近220人住在这里,几乎全满。即使在求职淡季,每天住客数量也在190人左右,入住率超过70%。


“登记时我们要求提供学历证明,就是身份证和学生证或者毕业证。”杨店长说。


住宿标准是:3天以下,35元/人/床;3天以上,30元/人/床;15天以上,25元/人/床;包月600元。


“短期居住的顾客住三五天就会离开,大部分租客是包月,但都不会太久,找到工作就离开了。但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从2008年就住下,到现在6年了。”


这里实行学校宿舍式的管理,不允许在房间内做饭,限制电压,禁止使用电磁炉、电热毯等电器。晚上查房,23点关楼门,半小时后准时熄灯。


墙上的公告栏里张贴着招聘广告和招聘会信息,还有一张“保证书”,一位住客因为在房间内抽烟、喝酒被管理员提出警告。“他已经搬出去了,是我们强制让他搬走的。”保安说。


这家旅社在上海已经开设多家分店,位于复旦大学、浦东、世博园、火车站、万体馆等地附近;类似的青年求职连锁公寓还有尚姐公寓、海派青年公寓等,位置在闵行区、宝山区、浦东川沙、金山等地,均为私营企业。


老家没有WiFi


本刊记者在职达求职旅社采访,碰到刚参加面试回来的方明和高建。


方明来自江苏农村,“85后”,已经毕业几年的他这段时间经常来上海,“网上查到有招聘会,周末就过来看看。”方明本科学计算机,毕业后曾经就职于上海某公司,“因为没关系,没能转正。”


他回到江苏老家,本打算在当地开店创业,可父母反对,“当然也是因为没有本钱。”在老家呆了一段时间,他觉得很无聊,又计划着到上海打拼。“现在的农村哪有多少年轻人,都是老年人,生活习惯、谈话都不一样,想上个WiFi都上不了。”方明这样解释自己离开老家的原因。


上午的面试,方明不是很满意,跟他之前的公司相比,无论规模还是前景都相差不少。他找工作主要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,到处注册发简历。三月时他来 过一次上海,参加在光大会展中心和万体馆办的招聘会,没有结果。接下来还有一场招聘会,但希望仍不大。“经济不景气,企业招人不多。”方明做好了长期准 备,“有招聘会我就来。”


这个房间目前住着八个男生,来自天南海北。本刊记者采访时是白天,楼外施工的嘈杂声一刻也不停歇,走廊里射进白亮的阳光,可房间内显得阴暗潮湿,空气中散发着些许霉味。


“这里住着还行,挺安全,你看对面下铺的人不在,电脑就放在床上。大家都是大学生,素质会高点,当然了,也要提防。”方明说。


他说这里不能长住,晚上睡不好觉,人多,蚊子更多,而更令他不满意的是网络状况太差,一小时一元钱,还经常连不上。“哪怕多收点钱也行,我们找工作要用网络啊。”


“90后”的高健个子很高,非常腼腆,来自贵州,大专学历。之前他在义乌打工,后来又去深圳某电子加工厂。他跟方明差不多同时来到这家旅社,方 明长他几岁,见识多些,就带着他一起找工作。“月薪3000元是我的底线,3000元就能在上海生存,可以从这里搬出去租房子了。”高健说。


从没与邻居说过一句话


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毕业生都表示,找到工作后会选择租房,哪怕合租、群租也行。


2013年毕业的李丹也是其中一个。晚上六点,地铁7号线上,她戴着耳机,在座位上睡着了。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,她在小区附近的小饭馆吃晚饭,八点一刻回到住所——这是李丹每天下班后的常规路径。


李丹不愿意用“家”来称呼自己现在的住所。在这里,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被改造成五个单间,每间十多平方米。李丹的房间里包含厨房、卫生间和卧 室,卫生间是由原来的阳台改建而成。尽管她每次走到桌边都需要侧身才能通过,但好在不需要与别人共用卫生间,而且每天下班回来还能洗个热水澡。每月房租 850元,加上水电网费,大约1000元,这也是她每月最大的开销。


李丹来自山东,毕业于上海某大学,毕业一年间换了三份工作,目前在某公司市场部做文案策划,月薪3800元。


八个月前,她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部工作,每天除了本职工作外,还被要求参加其他部门的各种会议,每天加班到晚上七点。身边三个同事连续递交辞呈后,李丹也辞职了,之后是漫长的待业期。


去年冬天,李丹回山东老家给自己放了一个寒假。每天自然醒来,看看电视,帮爸妈做饭,一天的时光很快过去,周末陪妈妈逛街,偶尔与朋友小聚,她甚至还与前男友见了面。


李丹与前男友是高中同学,大学四年两人保持异地恋,毕业时男友在当地银行入职,而她却想要留在上海,只好分手。“或许家里的生活很安逸,但这不 是我想要的,我不想以后后悔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,经过两个月的休整,李丹又来到上海,今年“五一”后,她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。


谈起找工作的经历,她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比较失败。当时面临毕业,身边的同学不断接到offer,学校也不停地与自己确定离校时间,“我想赶紧找个活先做,要不然就只能睡大街了。”


她急匆匆地与当时的实习单位签了合同,那家公司员工不超过10人,作为公司里学历最高的员工,她的月薪是2000元。刚上班时,她还没有搬离学 校,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坐两个半小时公交车到公司上班。晚上回到学校,只能在路边小吃摊买份炒饭。坚持一段时间后,李丹决定搬到离公司近点的地方,找中介 看了几次房,租下了现在的住所。


住在这里一年,李丹从没与邻居说过一句话,但她知道自己的邻居换过几个,因为房间的隔音效果太差。和李丹一墙之隔的是一名已婚男性,家有小孩;另外一间房里,住着一名未婚男士。


不久前,上海发生过几起出租房火灾事件,有关部门开始整治,尤其是对群租的清理力度更大。“现在走廊里放了几个灭火器。”李丹说。

  

(全文来自于瞭望东方周刊,文中所有受访对象均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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